2003年春天的北京异常宁静，那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的隔离中。因为Sars，全校停课，校园封锁，五一放假回家的同学，被通知暂缓返校，被拆散的情侣在东门隔着铁栅栏拥抱；毕业找工作的同学，需严格审查和登记方可出入，出租车司机都会登记乘客上下车地点。为解校园隔离生活的单调乏味，校广播台和网站开始播放名师讲座，侃爷周孝正的《SARS下的社会思考》近似于神父超度亡灵的效果，让紧张的校园气氛平添诙谐和洒脱，而我记忆最深的一句是：微生物也有活着的权利，人类不是要寻求方法如何消灭它，而是如何与之和谐共处。自从1929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以来，人类与细菌的斗争走出了颓势，然而超级细菌也在抗生素的滥用中逐渐形成；另一支脉的病毒更是以生物与非生物，善恶双重的黑山老妖面目示人。在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技术向医学高歌猛进的同时，HIV，SARs，H7N9接肘而至，可偏偏病毒又是攻克癌症和对抗病虫害的利器当不明觉厉的群众口耳相传罪魁祸首是非洲黑猩猩、果子狸和大雁时，动物们有口难辩只能任人捕杀。在自然面前再次显得渺小无知的人类，又一次露出了愚昧而狰狞的面目。河南人扎针、感染者逃窜、抢醋、抢板蓝根、封锁消息、内部疫苗、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