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有着强烈的迷信或宗教色彩。如果说陈胜吴广起义的鱼肚帛书“陈胜王”还是假托迷信；那么，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就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张氏三兄弟创立“太平道”。元末的农民起义，同样利用白莲教（明教）开展反元斗争。到了晚清，不管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同样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而宋景诗，则是与太平天国、捻军同一个时期，本身就是白莲教起义的一部分。因为强烈的蛊惑人心与组织力量的作用，宗教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一把利器。然而，农民起义与世俗生活中的宗教并不一样，对真善美的弘扬和对假恶丑的原罪被搁置一边，而是强调打着宗教旗帜实现对底层农民的传唤与规训；由此，成也萧何败萧何，大多农民起义的“境界”不高，没有强大的理论武器作为保障，最终只能落得被剿灭或者被利用的悲惨处境。即如，农民起义最牛逼的逆袭者朱元璋，其实最了解个中道理，在完成从底层到统治者的转变过程中，充分利用明教而最后又将明教断然取缔。《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对农民起义宗教色彩的讲述值得认真思考、拿捏与把玩。总体上看，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宏大背景下，白莲教无非是被统治阶层利用的一枚棋子（弃子），通过其所为的封建迷信与愚昧无知来完成与革命党的对抗。然而，在历史语境中，孙中山曾加入洪门，在兴中会的入会盟书中写有“倘有二心，神明鉴察”的字样，带有一定的封建宗教色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然而，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翻身做了皇帝后，最害怕的就是另一群揭竿而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农民起义的宣传，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无论《宋景诗》《小刀会》《双雄会》，最终都因为缺少强大先进理论武器的加持，最终都是悲壮结束了自己的命运。